上菜后，继义到外间去拿进来一瓶东北纯粮酒，说是从东北带回来两瓶，昨天跟继礼他们几个人在喝酒时，这一瓶没舍得打开。继礼接过去，连连称赞这酒好喝，又提到当年在东北时跟他一起大碗喝酒的情景。他用筷子启开瓶盖，把炕桌上的杯子都长满，继义像个凯旋的战士，把袖子捋起，提议为建工的到来把第一个酒都一口干了。建工的到来，让他一下子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他讲起了当年到大哥家去的事。
“……那时我刚下了学，身无分文，怎么办？车快要进站的时候，我钻过铁丝网，混进站台上等车的旅客里面——天黑，没人看见，后来上了火车。快到站了，他妈的碰到乘务员一个个挨着查票，一个车厢接着一个车厢查，从这头往那头赶，就连厕所也不放过。这么赶、赶、赶，我就往后面退、退、退。后来，对面又过来两个查票，把我夹到了中间。这可怎么办？心想，干脆跳车！我跳车，看他还怎么查我！我就打开车窗，趴着身子，先把腿伸出去——跟前的人一个劲地劝我上来，说不行，太危险啦，闹不好要出人命啊！这个时候车一个劲地向前窜，风‘呼呼’地刮着，又是黑夜——我也顾不得这些了，两手一松，两腿向后一蹬，跳了下去——嗨，也幸亏没撞到什么东西上面。不过，胳膊还是摔断了。到了大哥家，大哥先带我去矿上保健站拍了片子，胳膊还打石膏。现在想想，真有些后怕！”
“你那次上东北了吗？”建工问他。
“我在你家呆了两个来月，商养好了，本来想留在煤矿上当工人，你妈妈也找到矿上领导给我问好了，你爸爸高低不让，说下井会死人的。我就回家来了。当初要不是你爸爸挡着，我也跟你爸爸一样了，早就成为一名国家正式工人啦！”他歪起脑袋，咧着嘴巴，两眼紧盯着建工，显出一种足以让他终生遗憾的表情来。
继仁笑道：“那时候矿上早就不招工了，往回赶还赶不动呢，不是有的工人又被动员回乡种地了嘛！”
“不，那时还没有呢。来，咱喝酒！”继义把手一挥，端起酒杯带头干了下去。
建工问他后来是怎么上的东北。他继续说：“从你家回来以后，我跟着你爷爷在队里做木工。队里活儿少的时候，就给个人家里打点家具，有人眼红看着生气，把我给告到乡里，上面来人组织队里开会批判我，说我是“黑包工”。一气之下，我就上东北找你二姑去了——那次也顺路去过你家——从你二姑家又去了黑龙江。两年以后，你爷爷去东北找到我，让我跟他一块回来了。回来的路上，又碰上一帮一色绿的红卫兵，就像他妈的一窝蝗虫，一个个手里提着棍子，‘呼呼隆隆’往车上冲，把车窗玻璃都砸烂了。要不是你爷爷採住我的头发，从车门跟前一把把我拽进去，我的头早就给插烂了！
“回来那年，返销粮早就取消了——你知道什么是返销粮吗？就是国家卖给缺粮地区的粮食——返销粮取消了，日子就更难过了。那时交了公粮、忠字粮，每人才剩四十来斤小麦，二三百斤地瓜，一人才分一斤花生油，这就是一年的口粮。我跟你三婶成家的时候，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去接你三婶，身上穿的中山装还是借来的，结完婚第二天，就脱下来还给人家了。到了秋后，天开始冷了，我给你爸爸写信，想让他给我寄一件矿上发的那种小夹袄，呵，一直等到过了年，连封信都没收到。我这人很固执，可以说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怕穷，就怕别人瞧不起！”接着，他的脖子伸出老长，把胳膊一挥，眼睛要瞪出来的样子，“我就不信那个邪，东北有的是木头，怎么还换不来一件小夹袄？！……所以，过了“破五”，我就一个人又上了东北——那次我没去你家，我是从海上坐船去的。”
继礼笑着说：“在那个年代里，大兄弟虽然是工人，不过，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比咱也好不到哪里去。来，喝酒吧。”
他把酒干了，继续说下去：“走了一多半的路，从家里带的一大包玉米干粮和麻什掺地瓜面蒸的那种饼子就都吃光了。饿得那个难受啊！——建工是个识字的，我跟你说，你要是从《新华字典》里查查“饿”这个字的意思，能不能查到？能。可是，要是真正理解“饿”这个字的意思，你光看字典上的解释，不行！你要是不饿上两天两夜，就是从《新华字典》里查出来，白纸黑字，你也还是不理解，什么叫‘饿’！——身上带的那点路费，又不敢买吃的，饿得实在没办法了，怎么办？我就向人家讨点吃的，说白了，你三叔成了个乞丐，就是到了、到了那个地步……”说到这里，他眼圈一红，险些哽咽住了。停顿了一会儿，他才说：“……就这样，后来，到了离中苏边境线不远的一个地方。山下是一个十几户人家的村子，村子里多数人是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过去的。半山腰上有一间破旧的空屋子，山的后面是一片树林。那间屋子没有门，连一扇窗户都没有，就那么一个窟窿，反正也不知道是他妈的哪一个朝代留下来的。我又没处去，就住进去了——有那么一个地方住，心里还挺高兴的。你想象一下吧，零下四五十度，屋里屋外一样冷，雪一下，全都拥进屋里。我到后山上去，找到一个看山林的，递给人家一支‘小金鱼’的香烟，跟人家商量，说想搞点木料打个门窗。那人还不错，答应了，但是怕他的领导发现了，就帮我放着哨，让我进去扛上，赶紧离开。我又掏出一支香烟来给了他，他看我很尊重他，还挺高兴的样子。就这样，天稍微暖和些了，我给你三婶写了一封信。你三婶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凑了点路费，抱着不到一周岁的孩子就找我去了。一个娘们儿，还抱着孩子，下车后迷了路，天快黑了，就坐在路边上哭，有好心的人问着路，带着她娘俩总算是找到了我住的那个地方。村里人东家一瓢米，西家一瓢面，这个拿个碗来，那个送个盆来，我又向队里借给了一点粮食，就这样住了下来。后来，我们开出了一块荒地，好歹熬到了秋收，这才好了起来。再后来，喂了鸡，养了猪。我呢，有时候还到个人家里干点儿私活儿。村里人眼红，说啥的都有，所以，每到逢年过节，我就给村主任和书记送条那种‘小金鱼’的香烟，要么就把他们请到我家里去喝盅小酒。领导自己家里要打家具求我，我不收他们的钱，他们自然也高看我一眼。这样，领导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那些说闲话的人给挡过去了。有人找我干私活儿，我就让他们去领导同意，哈，领导同意了，我还能趁机多干个一两家。白天队里活儿多，我就晚上到人家家里去干。有一次，有人把我告到了工作队那里，主任看看挡不住了，就到我家里找到我说：‘晚上队里开大会，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做个检查，说个好话儿，不就过去了？’——我觉得也是，人还能让尿给憋死吗？不就是说句话的事吗？说过去的话，接着就在空气中消失了，我呢，还不是该怎么干怎么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