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改赋税’，主要是针对现行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贪污克扣等现象非常严重。现将所有赋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
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以及徭役折算的丁银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全部折算为税银，总为一项收入，统一征收。如此可以避免田多者偷税漏税、田少者多缴税，平衡了税赋负担。
且国家容易掌握该收多少，百姓明白易知该交多少，还可防止官吏欺上瞒下、从中渔利。
值得注意的是，诏书中明确规定，将百姓应服的徭役，也按照朝廷制定的标准折算，按照每一户的丁口数加总，一并加入了税银中。
同时明喻天下，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按当地劳力标准雇人从役。将无偿转为有偿，这钱就从收上来的丁税中出。
这样做的好处很大。比如在新法没颁布之前，官府征夫的随意性很大，除了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修路、筑堤这些官差之外，还会无偿使用百姓给自家搬运、做饭、抬轿、驾车之类，完全是以官役之名，命百姓行奴仆之事。
新法实施之后，雇佣民夫的权力将统一收归州府一级，由各县按实际情况上报所需劳力，再由州府审核后统一拨付经费，事毕还要检查完工情况，以免假公济私。
显然新法改变了原先混乱不堪的徭役制度，大大减少了官府无度滥征民夫的现象，将百姓从繁重的劳役中解脱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为国家创造财富。
同时税赋劳役折银，用夫付费这两桩新鲜事，也必然会把银钱提升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关键地位，有利于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
其三是‘修水利’，总结疏浚大运河，重开京水河、开凿引水渠这三大水利工程的经验教训，将大河流域和大江流域重新治理。用分流主干的方式，减少水灾、增加灌溉面积。
其四‘平物价’，乃是由朝廷出巨资，在中都、洛阳、襄阳三地设立市易司，任务是在丰收时以合理的价格向百姓收购谷物稻米，以此抑制不法商贩趁机压价，避免谷贱伤农、米贱伤农；再在春荒或某地遭灾等粮食紧俏之时，以合理的价格向百姓出售，同样为了抑制不法豪强囤积居奇，讹诈百姓。
双管齐下，可以让百姓的生产生活更保险，不至于轻易破产，沦为佃农。正像诏书中所说，‘权贵贱，通有无，以平物价、济黎民，所以抑兼并也。’
从以上四条可以看出，秦雷的变法旨在‘安民’，尽可能的为老百姓解除负担。他的设想是，十年之内使绝大多数可以养活一家老小，不至于逃离乡里，成为危害社会的流民。二十年内，能让半数人家，家有余财……至少逢年过节能想买点啥就买点啥吧。
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秦雷这法子对百姓、对朝廷都有好处，可就是有一批人想必不会太高兴。那就是原先不交税不服役、还可以随意驱使民夫做这做那、时不时还能靠着囤积居奇，发笔大横财的既得利益者们。
这些人包括被秦氏兄弟暂时撵出朝堂的士族老爷们，甚至未来也会包括刚刚跻身朝堂的新贵们。秦雷虽然对那些官僚不报好感，却也知道自己终究还是要靠这些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那些感自己恩的老百姓……
前唐太宗说：‘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百姓的拥戴确实是很伟大的力量，但大多数时候却不顶什么事。就好比他李世民，是靠着那帮子老西儿门阀夺下来的天下，而不是什么老百姓的支持。
所以他这句话的重点，是在最后一句‘亦能覆舟’上。李世民清醒的认识到，老百姓那温顺的表象下，隐藏着无比狂暴的力量。这力量足以毁天灭地，改换新天。
因为畏惧，所以爱民。古来贤君皆是如此，秦雷也不例外。但真正能帮得上这些至尊的，却还是那些不怎么可爱的官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各种势力。
两边都不宜太过得罪，这便是一个矛盾。秦雷的解决方法是大家谁也别革谁的命，都得点好处、都退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吧……很没有技术含量，却相当的管用。
这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他要变革，要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就必须让大户们停止对百姓的盘剥压榨。但要是单纯让大户们吃亏，他们就会不乐意，就算不跟秦雷对着干，也绝不会与他合作的。
如果把这些人都逼急了，一样会出大乱子。所以秦雷的后四条，就尽量向士大夫们倾斜……
比如说第五条‘重科举’。《新政》上明确指出，科举将是国家取士的唯一正途，本着‘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进行官员选拔，除此之外所有的方式全部予以废除。
这条发令是秦国选官制度的进步，是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科举的拨乱反正。是对察举制、征辟制和荫庇制，最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庶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
新法中重申科举制度应分为文举和武举两部分。强调武举是专门选拔武官而设置的科目。‘文武两科，殊途并进，不分轩轾、无论尊卑’。